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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清

发布日期:2012-02-18 来源:中华文化名人堂 作者:中华文化名人堂



     张汉清,男,汉族,1955年9月生,广东省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镇廻龙村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曾任乡小学负责人、乡中心小学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乡文教卫生党支部书记、乡教育办公室主任,乡党委委员(副科级)、纪委专职副书记,中共连南县纪委党廉室主任(正科级)兼县委党廉办、责任制办、县人民政府纠风办主任、县纪委宣教调研室主任等职务。现系广东省清远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共连南县纪委正科长级纪检监察员、宣教调研室负责人。多次获得省、市、县“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1975年冬开始发表文章及文学作品,三十六载笔耕不辍,业余创作硕果累累。先后在中共中央纪委《宣教信息》、《中国纪检监察报》、《人民网》、《廉政东方》及广东省《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党风》、《广东价格报》、《广东通信报》、《韶关日报》、《清远日报》等几十家报(书)刊发表600多篇300多万字的短篇小说、戏剧、散文、故事、通讯、评论、调查报告、理论文章,31次获得中央、省、市级“一、二、三”等作品奖。其中《乡村来信》、《深山放木排》等多篇作品获《中华散文精粹》(作家出版社)全国征文“一等奖”。
     2003年、2004年,个人主要业绩,被载入《中国专家名人辞典》、《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2010年8月,个人主要事迹被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载入《中国文艺复兴代表人物档案》并授予“中国文艺复兴百杰人物”荣誉称号;2010年9月经北京有关专家及中国文化学会推荐,参加首届“感动中国文化人物”征评活动及中国文化学会官方网站公示投票,由于工作业绩突出,在931名候选人中以149888票排全国第一名。2010年11月被中国文化学会、文化人物杂志社、神州名人书画院、感动中国文化人物评选委员会授予首届“感动中国文化人物”荣誉称号,并被聘为中国文化学会艺术委员会主席、《感动中国文化人物》大型画册“主编”;个人简介事迹被载入《感动中国文化人物》(P184页)大型画册;并选为画册封面人物(共5人,依次是:范曾、彭丽媛、张汉清、李麟童、郑绵佳),画册封底以中国“文化名家”栏目进行特别推介。画册由世界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全球公开发行。2011年5月中旬,经2名广东省作家介绍及连南瑶族自治县文联、清远市作家协会推荐加入广东省作家协会。同年9月,加入中国国际作家协会。
 
张汉清主要作品
第一篇:
【纪实性散文】
乡  村  来  信
张汉清
  纪检监察工作总是那么忙,几乎把我的乡村忘记了。我的乡村,却没有忘记我,牢记着寄居在县城里的我这个乡村子弟,频繁给我来信,告诉我丰收的信息。
  有一天,下午下班后我徒步回家,突然不断有小东西飞扑到脸上,虽然小,竞然把脸撞得痛痛的。有很多是噗噗地撞在我身上。我心里很纳闷,低头一看,原来是很多几乎被我忘记的小飞虫(俗称:白蚁,父老乡亲管它叫大水蚁,一般在特大暴风雨和洪水来临之前,成群结队聚在灯光下的一种昆虫)。久久寓居县城,几乎把我的这些老乡,这些乡下亲戚忘记了。
  我戴着墨镜,还是不能完全防止小飞虫撞进眼里,只好向右靠路边行走,拼命眨眼睛,想眨出眼泪,把小虫涮出来。
  它们都长着小小的翅膀,象一封封展开的信,会飞动的纸张,从遥远的乡村飞进县城里来,好象就只是为了给我捎来乡村的消息。或者它们本来无意,只是因为乡村收割稻子,或者是暴风雨来了,乡村叫它们无处藏身了,才盲目地向城市里转移。
  乡村人厌恶小飞虫,此时,我却是“他乡遇故知”,觉得它们可亲。读着乡村的来信,父母亲、兄弟姐妹、大伯大婶、堂兄堂妹……统统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清晰起来。我想象得到,他们正在割水稻、挖花生、收玉米……
  夏收前,时有大暴雨,那时,小飞虫还没翅膀,等到收割时,它们已经长齐了翅膀,可以飞了,一旦大暴雨降临,它就转移到城市,以躲避那里的大风雨袭击,于是,想跟农民们打游击战。但是它们错了,城市就是它们的坟墓。
  我不禁有些同情小小的飞虫们,他们象一页页零乱的信笺纸,究竟有多少人像我一样读它们,又究竟有多少人稀罕它们用生命捎进来的消息!细心一看,它们躺满城市的地面,只是因为它们太小,太卑微,大家不注意罢了。在大雨到来之前,它们给乡村、城市人报警,大雨过后,它们死得英勇,壮烈、悲惨,却默默无闻。
  但是,我却因为它们的到来,读出丰富的乡村信息。我很感动,也很为它们悲哀。我想到了蚕蛾,蚕蛾为了追求光明,为了获得新生,勇敢地否定了自己的一生。莫非这些小飞虫们,飞进城里来,只是为了给我传送乡村的消息?
  乡村,还以另外一种方式给我捎信。一辆辆驶进城里头来的汽车的轮子上,被乡村偷偷摸摸塞上一些玉米麦秆、花生杆、稻草秆就掉了下来,躺在街道上。我知道,这是乡村偷偷揣进汽车衣襟里,请它们免费捎给寓居在城市的乡村子弟的家信。
  暮春的清晨,总有野鸡、燕子、花喜鹊和一些不知名的鸟儿飞进城里来,在人们眼前起起落落,快乐地鸣叫,还有布谷鸟的声音远远传来。这些,也是乡村给我捎来的信,它们告诉我,我的乡村和亲人们在耕耘小春。
  而父母亲、侄女、叔伯婶子、兄弟姐妹、姑舅姨表亲人们,也总是常常给我送来一袋新稻米、花生、豆角和几斤鲜红的“指天辣椒”。我寓居城市15年了,总在吸收着来自乡村的营养。
  我怎么给乡村的父老乡亲回信呢?乡村就在近四十公里的路程,本来如果纪检监察工作不太忙,我也应该亲自回去,常常回去,可是,我天天忙着党风廉政、宣教调研和纠风等工作,我确实抽不出时间回家里一趟。打电话吧,家里无电话,写信显得那么生分,如今又不时兴了,况且邮寄一封信,要几天的时间,所以我常常觉得愧对乡村。
  由于工作关系,我曾经在电视上露过几次面,虽然隔着电视,但是亲人们看见了,很开心,下次进县城来,常常转告我。这大概可以算作我无意中写给乡村的信。可是这样的机会往往不多。
  我还常常写一些文章,发表在《清远日报》、《党风》、《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人民网》、《中国纪检监察报》、《廉政东方》等报刊及网络上,且每年都有一、二篇反腐倡廉论文被国家级大型刊物:《新时期纪检监察工作探索与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制社)、《中国纪检监察管理实务》(人民日报出版社)、《创新与发展》(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当代党政干部优秀理论文集》(长安出版社)、《中华散文精粹》(作家出版社)、《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大参考》(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等收录。但是乡亲们是看不到这些新闻网络、报纸和书籍的。即使乡村干部看到了,也不会转告别人,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还会写文章,认为是同名同姓的另外的人。我无法告诉他们,也不敢告诉他们,我“忙”得没有时间回乡村去,没有时间给他们打电话回信,竟然还有时间写文章,为了纪检监察工作爬格子。
  大千世界,可谓“无巧不成书。”公元2008年7月7日和7月9日,《广东新闻频道——解密档案》栏目播出广东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节目之三《包产到户第一案》,节目长达20分钟,内容讲的是我父亲张裕古因1971年冬闹分队(搞生产承包责任制),1972年9月被开除党籍。1979年春因执意搞包产到户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这在全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节目播出前,广东新闻频道作了预告,首播:周一21:30,重播:周二00:02、周三11:28。哗,消息不翼而飞,整个连南和我的乡村沸腾起来了,有的父老乡亲,用不同的方式相互告知,有的乡亲打电话叫我准时收看。节目播出时,有来自本县的外县的同行及乡亲们打电话给我,说他(她)们正在收看我回忆父亲的镜头频频在电视里显现,说:“若是你不会爬格子,父亲的冤案就会‘石沉大海’了!”此时的我,思绪万千……记忆中的《包产到户第一案》曲折、离奇,风雨仓桑已过30年。广为人知的事件、不为人知的真相!这许案件为什么会惊动当时的中央高层呢?
  提到我国农村的改革,大家首先都会想到安徽的小岗村。1978年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把原本属于集体的土地承包到了个人,小岗村的18位农民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其实,在中国还有一个农民提出包产到户的时间要比小岗村早7年。1971年,在广东省原韶关地区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公社廻龙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共产党员我的父亲张裕古缘于当时生存的艰难,穷则思变,带头包产到户。但是,和小岗村的这十几位农民的命运不同的是,我父亲张裕古却因为提出包产到户而被开除了党籍,后来还为此被关进了监狱。直到1981年底,广东省韶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我父亲张裕古的案件进行了再次审判,撤销过去的裁定,改判我父亲张裕古宣告无罪。
  我父亲张裕古开始包产到户可以说是最早的,1971年冬县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之后,我父亲还在生产队担任副队长就提出了包产到户。当时我家十口人,上有祖母,下有七姐妹,仅有父亲是全劳动力,而我的母亲,体弱多病,算半个劳动力。一年下来,全家做工的分红所得不够在生产队购买口粮,经济窘迫,生活艰难,我扳着手指数过了,18天没吃过一餐干饭,生产队其他社员的生活比我家也好不了多少。面对这种困境,我父亲张裕古召集大伯、大叔、堂兄弟在家里秘密开会,大家都主张把生产队分小一点,即把大生产队分成几个小队,最后小队实际上又变相成了包产到户。按当时的说法,这叫社员闹分队。
  1972年春节后的一天晚上,我家聚了满屋人,有14户户主在一份写给廻龙大队要求分队的报告上签名盖章。这以后,只要大家三五成群在一起,都把分队或是单干的事作为话题。
  社员闹分队要单干的呼声,给当时的生产队长张坤城造成很大压力,当时,我父亲是从洞心队合并到张屋和下寨队的一个大生产队的副队长,因两个人的观点不同,我父亲主张分队,而张坤城就不主张分队,并一气之下,提出死活都不再当生产队长了。这时,正值1972年春耕大忙时节。因一时没有大家都满意的生产队长人选,春耕生产没有很好组织领导,致使一批秧苗被冻死。加之,张姓又出现了“叛徒”,有人把分队的事报告大队和公社,立即引起大队和公社领导的注意。他们认为我父亲张裕古闹分队要单干是春耕生产没有搞好的主因,因而把矛头直指向我父亲张裕古。很快搜集和整理了他的材料,廻龙大队1972年4月16日上报公社的材料中,给我父亲罗列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挑起封建宗派,闹分裂,搞分队,严重破坏春耕生产播种育秧工作;违背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建议开除他的党籍。1972年9月4日,连南县委决定给予我父亲张裕古开除党籍处分。
  1979年初,当时的连南县还没有实行包产到户,一个生产队的社员被分成几个耕作组集体劳动,集体收割。春节后我父亲外出找副业门路,还没有回来。生产队怕影响春耕,便决定按人口平均应占4.8亩水田划分出来给我家自己耕种。
  我父母亲全身心地投入了春耕,起早贪黑,辛勤耕耘,禾苗长势很好,丰收在望;反观生产队集体经营的禾苗,相比却逊一筹。此事遂引发大队、公社有关领导的关注。他们认为我父亲这样搞影响恶劣,是搞复辟资本主义,便多次劝告我父亲重新将田亩并入集体,不能单干。但我父亲认为是生产队同意自己这样做的,说不上有错,仍然坚持单干。
  1979年夏天,我父亲经过半年的辛勤劳作,家里的4.8亩稻田终于收割完了,当年夏收,所种的早稻除了交够公粮,留足口粮,还有余粮出卖获得大丰收。上半年尝到了包产到户的甜头,我父亲张裕古决定下半年继续单干,就在我一家人都在忙着准备下半年农活的时候,生产队通知我父亲,说公社领导要求我父亲下半年必须归队,不准继续单干。
  面对公社领导的命令,我父亲却坚持要继续单干,不肯归队。1979年7月的一天,正当我全家人在自己的田里插秧的时候,寨岗公社突派公社干部、各大队干部、公安干警近百人来到我家承包的田段,先将秧苗毁坏,后将生产队的秧苗稀稀疏疏地插播在我家承包的田段上,总共插秧不到一分田,便匆忙驱车撤出(当时,正值暑假,我和父母亲一起在自己的责任田里插秧,目睹了事发现场的全部经过)。事后,我父亲张裕古好不容易在亲朋好友相助下,才找到秧苗并插完自家的4.8亩水田。自后,禾田的施肥、除虫、中耕等一整套田间管理,均由我父母亲完成。
  同年10月,收割在即。但是,令人难于置信的事情又发生了。10月22日寨岗公社竟派出公社、大队干部、公安干警近百人驱车到我父亲张裕古承包田段强行抢割稻子,并将稻谷置放于一个个的麻袋中。面对公社如此兴师动众的野蛮行为,当时,我父亲外出做工,听说此事后,情急之下回家拿起一把菜刀直奔田间,将一装满稻谷的麻袋砍了一刀,以示抗议。待公社来人撤走后,我父母亲又把这些稻谷全部担回家中,就这两件事促成了我父亲被抓、被判刑的主因。
  根据连南县人民检察院向法院递交的起诉书指控,公安局抓捕我父亲张裕古的罪名有两条:一是我父亲张裕古持刀威胁干群,二是侵犯集体稻谷3100多斤,构成侵犯集体财产罪。1979年12月的一天,当时我正在韶关地区连州师范学校上学,突然接到疏堂叔叔来报信,说我的父亲张裕古被公安局抓去了。此时我的心在流血,象七上八下的吊桶跳个不停,两腿发软,但很快又壮起胆量,飞快地跑到学校办公室向校长、班主任请了假。我匆匆忙忙回到家里,家里已经没有了父亲的踪影!母亲告诉我,父亲张裕古去寨岗公社赶集的时候突然被县公安局抓走了。我的祖母已哭成泪人,伤心、悲愤、无助。同年12月23日,我又接到了连南人民法院要判我父亲徒刑的通知。我从连州师范步行17公里到连南县看守所探望了父亲。此时,距离审判日还有2天。我挑灯夜战写答辩词。1979年12月26日,无论我这个辩护人怎样辩护,也有千万个理由辩护我父亲无罪,但连南人民法院照样判处我父亲张裕古有期徒刑两年。
  我认为这完全是一桩冤案,立即向韶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因为上诉期只有10天,我必须一天当作两天用,用7天时间,拿着印油盒,带上上诉状分别走访本村农民及本公社邻近大队的200多户农民兄弟签名、盖手印、私章,同时把家里唯一值钱的母猪卖了80元钱作路费,于1980年1月3日将上诉书送到韶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当时有个姓彭的女法官接见了我,她说:“连南的判决材料还没有送到,你回去等待吧!”我和家人以及家乡的父老乡亲等啊盼啊,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1980年2月13日,广东省韶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80)刑上字第32号:上诉驳回,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我和我的父老乡亲不服啊,“三皇五帝”到如今,哪有种田都犯法的?!于是,我带着判决书和申诉书于1980年3月3日赶到广州,找到了广东省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人士,高院的一个男法官说:“像你父亲这类案件,按管辖权限我们不受理,就是受理了也是批转你县、地区一级处理。省高院是受理无期徒刑以上的重大案件等”。在万般无耐的情况下,我只好赶回连州师范上学了。上诉韶关地级中级人民法院的结果是维持原判,广东省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这个案件却又不受理,难道我就申冤无门了?难道我父亲张裕古的案件就没有还他清白那一天?我始终坚信,共产党一定会为我作主的!世上会有好心人的!正当我四处奔走呼告的时候,有一个我和父亲并不相识的人,一直在为促使纠正这个冤假错案而努力,并和北京新华社高级记者李炽良一同为这个冤假错案反复调查申诉,最终推动这一冤假错案的平反。他就是时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事体育学院当教授的吕造新。他是广东连南县人,据吕造新教授回忆,我父亲张裕古案件宣判的时候,他正好回家探亲。那是1979年12月,他在赶集那一天刚好看到我父亲张裕古的宣判大会,并在旁边认真听了一下,得知这个姓张的农民被判的原因主要由包产到户引发的,凭直觉他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冤假错案。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1980年中央又出台了一号文件,国家允许偏僻山区和比较穷的地方可以搞包产到户。由于吕造新教授在解放军高级院校工作,对中央的政策有一些了解,他虽然与我和父亲张裕古素不相识,但出于革命军人和共产党员的社会责任感,第二天便向有关领导和社员了解有关案情。指出这个案子办得不妥,应予平反,但未被接纳。在这种情况下,他便写信向新华社反映。在这封信寄出去半年之后,终于有一天新华社的高级记者李炽良找到了吕造新教授了解情况。这个时候,我父亲张裕古已经在监狱里服刑了半年多。
  据当年调查处理此案的北京新华社高级记者李炽良回忆:1980年,安徽省小岗村18位农民包产到户的事件发生后,中央对小岗村的做法没有统一意见,就责成新华社派记者下去调查,了解农村、农民对包产到户的反映。新华社为此派了多路记者下乡,身为新华社记者的李炽良也是广东连南人,由他带队有十几名新华社记者到广东进行调研。在调研的时候,发现了这起发生在自己家乡的案件。为了弄清楚我父亲张裕古这个案件,李炽良立刻回到家乡连南进行调查。
  李炽良讲这个案子的核心是侵占集体财产,首先要确定我父亲张裕古是否侵占了集体财产。为此李炽良在廻龙大队反复、细致调查了三天,所有相关的农民都问到了,主要是了解是否帮助过张裕古家种的田除草、施肥,以理清张裕古家的田是否是集体财产。结果所有被问到的农民都说没有。实际情况是我父亲张裕古自己种的田到收获的时候,公社派人把稻子全收走了。李炽良认为我父亲张裕古担回家里的稻谷完全是个人劳动所得,不属于集体财产,至于所谓的持刀威胁也仅仅是割破了装他家稻谷麻袋的一个口子,持刀威胁不能成立,这是个冤假错案。
  李炽良调阅了法院文件,记录当时合议庭提出判一年,但是韶关地委书记马一品认为起码要判三年,合议庭折中判两年。李炽良向连南县的有关领导提出:我父亲张裕古的案件属于错判,应当无罪释放,但是这个建议被连南县有关领导拒绝。于是李炽良回到广州之后,把调查内容向新华社写了一篇内参文章,内参标题是“广东一单干农民被判刑”,内参递交给了有关领导。
  这个内参1980年7月首先是用大参考的方式出去的,首先是提供省一级的领导及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都能看到。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看完以后在这个内参上做了批示,胡耀邦的批示是“广东为什么要抓人?”刚好任仲夷要到广东任职省委书记,胡耀邦就把这个内参给了他,让他到广东了解情况。任仲夷带内参到广东,在广东一个省委扩大会议念了这个内参,然后向韶关的领导人了解情况,韶关领导人认为我父亲张裕古就是抢夺集体财产。鉴于有不同意见,任仲夷说既然分歧那么大就再派人去调查。由省高院、高检、南方日报组成一个级别很高的调查团下去调查。调查团经过一个星期的调查核对后向省委汇报,记者内参反映情况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调查团了解到连南县委意图就是要用这个案件刹住单干风,因为当时干部普遍认为如果任由单干成风,组织系统就乱套了。
  1980年9月25日(农历8月17日),我的祖母沈桂妹,瑶族,时年87岁,因忧其儿我的父亲张裕古无辜坐监两年而含冤死去。当时,我作为长子,父亲在监狱不能回家,俗话说:“长孙为子”,我双手抱着祖母亲眼见到她断最后一口气。我用那非薄工资75元(1980年7月师范毕业至11月份发代课教师工资,每月30元),买了棺材,守灵7天,以表尽孝。1981年10月,我与吕造新教授通过书信取得联系,以我的名义共同撰写了《社会主义法制不容践踏》——控诉广东省连南县委书记冯克芝对我父亲张裕古的残酷迫害一文,发至北京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南方日报社及县属7个单位,呼嘘有关部门,早日释放我父亲。
  1981年12月3日,广东省韶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我父亲张裕古的案件进行了再审,改判我父亲张裕古宣告无罪,判决为终审判决。这个迟来的判决,离我父亲张裕古原来两年的刑期期满已经只差22天了。后又几经力争,他才获得法院仅200元的赔偿。新华社内参出来后及对这个案件的纠正极大地促进广东的改革开放,从这以后,包产到户、土地承包就在广东蓬勃发展。
  “安微有小岗,广东有寨岗”。包产到户历时三十年,几经曲折。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第一次明确地肯定了包产到户。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又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家庭承包责任制。
  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30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当我们带着改革开放胜利的喜悦回头看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在30年前的粤北山区,有一个叫张裕古的农民,他迈出改革的第一步是何等艰难,付出的代价是何等沉重。《包产到户第一案》在广东新闻频道播出后,震惊了全国,北京《新华社》、《中国农民日报》、《羊城晚报》、《广东农民报》等报社的记者,通过广州的熟人打电话给我,说要来乡村采访父母亲和我……。通过《包产到户第一案》的播出和《中国农民日报》记者陈克立于2008年11月3日第三版发表的《三十年前包产到户第一案》(纪念农村改革30周年)专栏文章,以及广东省委组织部拍摄我父亲的专题片将在全省发行,特撰此文,权当作我给父老乡亲们的回信吧!
 
  
 
2008年7月10日(第一稿)
2008年11月23日(第二稿)
 
 
【注】:
1、全文7268个字。
  2、文中第一稿已于2008年10月底入选国家大型文学刊物《中华散文精粹》(第5卷P189-P194页),并获全国征文“一等奖”;
3、文中第二稿已被广东省纪委《党风》杂志(2008年第6期)采用,并获《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暨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30年征文》“三等奖”。
 
 
 
 
第二篇:
【散文】
 
 
深山放木排
 
张汉清
 
     我的故乡在粵连南瑶族自治县金坑镇,有“杉都”美誉之称,是一个盛产木材的地方。我年幼的时候,交通不发达,全靠水路运输。这样,在故乡深山那条河流里经常能看到不太长也不太宽的木排。
木排首尾相接,激流而下,宛如巨龙一般。你看,这张照片:木排上一前一后,站着两个头裹红头巾、红头布上插着一条白鹇的羽毛、腰间系着一条红腰带、左肩右腋挎一个瑶族绣花袋的年轻哥贵(瑶语:未婚青年),从画面上看,因为是第一次放木排,两位哥贵神情严肃、紧张,他俩的手各持一条竹篙,不时发出“呜—喂”的号子声,年幼的我很羡慕这样威风的男子汉—哥贵!
     毎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是放木排的好日子。“四月八,大水发”,那一天,故乡深山的源头山洪暴发,小河水浊流滚滚,一泄千里。
而放木排的哥贵此时早已将木排捆好。一条条竹篾或藤条被缠绕成无数个“叉”字,将木排成串联或并联起来,绕过木头使竹篾或藤条与木扎实捆绑在一起,然后,隔几条木钉一枚半边中括号(【)形状的“大铁钉”连着,防止松散,起着固定作用。这道工序过后,十几、二十棵的木头被裹成了整体,木排就这样做成了。由于深山的河床小,宽约六、七米,深二、三米,木排不算大,一般十二至十五棵木为宜。
     一般来说,粗壮的木头,被放在前端的中央,起平衡与固定作用,你瞧:照片上站在木排前端那个哥贵,双脚踩踏的地方是木排锛出的平面,约八十公分,而双手呢握住竹篙,一头成角度插入水中。激流滚滚,让人心惊肉跳。倘若木排要运到远方,如连州、阳山、广州,那就得在木排上搭一个矮小的杉树皮屋,那是供放木排哥贵休息或煮饭用的。
     河岸边,有三棵大樟树,树龄也有百多年了,整个寨子的哥贵们都舍不得砍它,权当木桩使用,木排被牢牢地拴住,放木排哥贵要在这里祭水神、敬祖先,沙滩处摆上猪头,插几炷香,洒一碗酒,说了半天祈祷话,啜口清香漫漫,祈求苍天和各路水神保佑,平平安安放木排。
     祭祀是虞诚的,程序有因果关系,每一次放木排都要做,以求得顺利,求得内心的宁静。祭祀完毕,“起排”伴随一位老公爹(瑶语:年岁高的老人)的大声呼唤,放木排哥贵高高扬起约5米长的竹杆,插入水中推拨点按,木排即开始向河心缓缓移动,如列队威武的雄兵傲然踏程。                                                  
     小河里的木排,一个连着一个排成长长的一排,在清如山泉的小河中缓缓前行。排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放木排的哥贵伫立在排的前端,手持竹篙,喊着号子、唱着瑶歌。你再看这张照片:两位哥贵撑着木排顺着激流而下,河岸边的芒草花、树木、翠竹绿蓝绿蓝的山脉呈现在眼前,真是“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好一幅美丽动人的山水画啊!
     放木排哥贵的不幸是遭遇激流险滩。一旦捆绑的竹篾或藤条被刮破,偌大的木排即会四分五裂,放木排哥贵会人仰马翻地滚落河中、水性好的可能幸存,多数却湮灭在波浪滔滔的河水中,成为葬体。所以,放木排哥贵总是穿得很少,时刻准备着甩掉衣物逃生。放木排哥贵的故事很多,大都讲述着生与死的搏斗,卷裹进入河中谁的凄惨......。
    记得有一次,我曾亲眼看到一个木排被激流野蛮地掀翻,竹篾或藤条断了,散了架,木排上哥贵全部被打落在怒气冲天的浊浪中。但是这些放木排好汉哥贵也不是好惹的,他们早已习惯了跟风浪搏斗,早已习惯了头破血流的结果。那一回也不例外,一个个随波逐流追上横冲直撞的木头,先是死死地抱住,然后,才是骑上去爬上去,再把它们一根根拢在一起,放下挎在左肩右腋下的那个瑶族绣花袋,取出装着备用的竹篾或藤条重新把它们集结成排。最后,他们精皮力竭地躺在木排上,一边忙里偷闲地享受一下风平浪尽的愉悦,一边唱起自编的瑶歌来。那些咸湿的瑶歌,也许是他们殴沙腰(瑶语:与未婚青年谈情说爱)时唱的,这是他们治伤的良药,只要一唱起瑶歌,就会忘记身上的伤痛。他们都受了伤,或轻或重的,但他们不会也不能上岸,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把木排“放”到目的地,他们要靠放木排挣来的钱生儿育女,养家糊口。
     阿公经常说,放木排的哥贵非常苦,他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是,放木排哥贵穿着补丁打补丁的黑色单衣和短筒裤,取下挎在左肩右腋下的那个瑶族绣花袋,伸手摸出昨晚烤好的两棵玉米“棒子”和三条野生山薯(俗称:山药蛋、淮山),一边瑟瑟发抖,一边啃上一口。估计他们放一趟木排,也赚不了多少钱。到了目的地后,把木材交给林业站或木材贩子,然后放木排哥贵徒步二十多公里山路回家。
     如今故乡深山的河床上建了三座电站,河道窄了,河水浅了,然而再也看不到木排了。现在交通工具发达,运木材再也不用扎成木排,而是用手扶拖拉机、汽车。原先用木排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到的地方,现在只要几天甚至几小时就到了,可见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变迁真是一日千里啊!故乡深山放木排只能留在我童年(包括这一代成千上万中国人)的记忆里,成为一种美好的幸福的回忆。
    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过:“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我想,人,只要活着,无论是对过去的眷恋,还是对未来的幢憬,乃是人生的史然。因为,人,诗意地活着,在大地上摸爬滚打,风风雨雨几十年,得与失并存。回忆过去,诗意地活在大地上,并义无反顾地走下去,那幸福的日子,犹如深山放木排—“起排”—航行—耕耘—收获!
 
2011年5月28日
【注】 :1、全文2055个字。
2、 本文已于2011年7月入选国家大型文学刊物《中华散文精粹》(第8卷P377-P379页),并获全国征文“一等奖”。
 
第三篇:
【散文】
春天,我在瑶乡写诗
张汉清
(一)靠山吃山
 
    春天。我在瑶乡,我生命衍息的土地上。开门见山,地无三寸平,人无三分银。
    早春二月,特别的暖,出奇的热,立春过后,半个月有余,滴雨不下。春暖的喜悦,给人无穷的力量。在农谚里,阿爸(瑶语:父亲)说:“春不种,秋无收”。阿爸、阿尔(瑶语:母亲)带着我和靠山吃山的七兄妹,为一季的春播、春扦任劳任怨,将杂交水稻扦到山脚下,把玉米、花生从山脚撒到山顶上。
     当春雨从屋檐滴到磨刀石上,命中注定,我必须在休息日徒步20多公里回家参与春播、春扦、施肥、除虫、灌水和上山砍柴割草。
阿公(瑶语:祖父)栽的柚子树,柚子压弯举手可摘,刚放学的阿贵阿妹(瑶语:未成年男女)偷了十五个。阿爸说,明天全摘了,挑到县城高良圩卖了凑点学费。
     阿爸在屋山头的东山上,种了一大块黄烟,长得非常漂亮,阿尔每天带着我赤着脚在种黄烟的附近铲草晒干烧成火土泥,待冷却后放在烟兜里,既增加肥料又防止烟苗枯死。
     我第三个阿妹,象玉米棒子一样的结实,忧伤地唱着阿婆(瑶语:祖母)教的瑶歌,十五、六岁走出瑶寨,到广州赚钱买嫁妆。遥远的广州是她的秋天,秋天的花生、玉米被阿尔全部收进了谷仓。
     阿尔在早春三月就托媒人在隔了两座山的寨子说了一个唐姓,叫石头妹的沙腰(瑶语:姑娘),择吉日与阿二贵成婚。阿尔看重了石头妹柚子一样健硕的身子,柚子一样的脾性。“这样在漫长一生里,象柚子一样的甜蜜,你阿二贵弟一生才不会吃亏。”慈祥衰老的阿尔这样对我说。
    我刚提着镰刀走出寨子,听到两三个布谷鸟正唱得欢,抬头正巧遇多年不见的公爹(瑶语:对老人的称呼)。一句句瑶话如喷泉流水,嘱托在外面注意身体和关心照顾好阿贵阿妹,过年过节时要多回家看看阿爸阿尔,热情邀请我在大年三十夜到家来喝碗瑶山米酒。
 
(二)金色的瑶乡
 
     阿爸阿尔在谷雨时撤下花了四十块钱买来的杂交种子,已长成丰硕的庄稼,侵占了寨子的高地和田野,郁郁葱葱,谷仓被八月重重包围。在这个秋天,阿二贵手忙脚乱地收着庄稼和经营着甜蜜的婚姻。
     谷仓越积越满,阿二贵的阿沙(瑶语:老婆)的腰也越来越粗,象只水桶,阿贵像爱护装满瑶家米酒的坛子,无论如何也要小心轻放。
阿尔串成排的麦博(瑶语:玉米)挂满土屋的半壁,金黄了瑶乡的天空,金黄了所有瑶乡人的心。
     秋风吹过瑶乡的山坳,只一夜功夫稻香瓜熟。我那结实的阿三妹,从广州寄来五只布娃娃和五千块嫁妆钱,说嫁妆之事不要阿爸阿尔操心。
     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十月十六”(瑶族盛大的节日——耍歌堂)月亮圆了一圈,可我无法听到阿三妹山雀般的瑶歌,只望着她托人带回的十斤米酒和二十斤猪肉,代她拜过阿公阿婆,泪眼汪汪遥望繁华似锦的广州城,固执地相信,皎洁的月亮在她的天空也圆了一圈。
三)阿尔
 
     我的阿尔(瑶语:母亲),瑶族的农妇,把头低在离地一尺的田里为禾苗除杂草。晌午的骄阳碳火般烤在她微驼的背上,那个弯曲的角度,使我懂得诗歌同样如粮食一样都要在汗水中酝酿成长。
     然而我的诗歌,象杂草一样荒芜了的阿爸的田地,阿爸一袋烟功夫把我打醒在屋后山的“大杏”(瑶语:坑冲菜)地里,才使我唱出一句句押韵的流行歌。
     讲当讲瑶当(瑶语:说话就要讲瑶话),挨津挨瑶津(瑶语:唱歌就要唱瑶歌)。诗歌一样要翻地、下种、灌溉、浇肥、除虫、除杂草,不然要饿死、冻死在瑶乡。阿爸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旱烟。
     阿尔象扶持一株玉米一样把我扶正,玉米在她料理下,结出沉甸甸的果实。
    此时,我在县城一偶写诗:“汗滴禾下土”。阿尔的腰在我的吟唱中更加驼了,刚起身在地头休息片刻,玉米已高出山头,蹿出瑶乡。无论收成好坏,她都是累了一场。
 
(四)谷仓,诗歌的种子
 
     花山坡种玉米。坡地陡峭不能用牛耕,靠阿爸满是伤口的双手一锄一锄垦开,他得一寸一寸翻开板结一条的黄泥土,如翻开平凡的日子。
     玉米好象诗歌一样重返雨水旺盛季节,纷纷扬扬投入泥怀抱,生根发芽,迎风高歌。
     天堂丫的小学堂,阿贵阿妹在大声朗诵:“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老师的粉笔灰也纷纷扬扬。
     祖坟堆里的阿公,他在墓地里用灵魂守护着满山的玉米、花生不被野猪连根吃去,忠于职守。我的阿尔,穿着黑色的土布衣,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我刚从布谷鸟的歌声中醒来,玉米林遮掩了阿尔。秋天,每一株玉米杆都要身负玉米棒子,像阿尔背着儿时的我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抖落一地诗歌。
     春天,我在瑶乡写诗。放飞希望,拥抱春天。
 
2005年3月16日写于连南
 
【注】:
1、【全文1765个字】,
2、本文于2005年12月荣获广东省清远市“林中宝”清远风情征文大赛“优秀作品三等奖”;
3、本文已于2006年7月入选国家大型文学刊物《中华散文精粹》(第2卷P141-P143页),并获全国征文“优秀作品奖”。
 
 
 
 
 
第四篇:
【散文】                               
阿公的旱烟袋有奥妙
张汉清
 
     在阿公(瑶语:祖父)的遗物中,那把传了三代人的旱烟袋颇具一些特色。一根长80公分的烟袋锅杆用细腻而多节,仅有食指般大的苗竹做成,形似波浪,中间凸起,两头有点弯曲,共有27个竹节。竹节上的丁丁点点早已失去了它刺手的轮廓,但痕迹犹在。竹节密而光滑,紫红紫红的颜色发着亮光。烟袋杆一端镶嵌着金黄色的铜嘴儿,另一端则套着一只用土烧制而成的烟袋锅。那烟袋锅的边缘已经凸凹不平,内空已变得很浅。而那个古铜色的圆状烟盒,拳头一样大小,用铜皮制造而成。由于月斗星移,铜烟盒已辨不清哪年哪月哪厂家生产的了,其外表被岁月磨得光滑透亮,令人心旷神怡,好不喜欢。铜烟盒内装着已除去烟骨而不切成丝的旱烟叶,还有一团晒干的A艺(瑶语:一种春夏秋季可摘来吃的野菜,晒干可作燃火用)火草。听阿爸(瑶语:父亲)说,阿公的阿公(曾祖父的祖父)都吸旱烟,铜烟盒连同一截针状似的小铁锥儿就随时别在用红布条做成的裤腰带上。那时候,吸烟用的是番鬼都(瑶语:火柴)。如今,这个铜烟盒就系在烟袋杆的第13个竹节置放于阿公的灵位前,跟灵台下的汽体打火机和过滤嘴卷烟相映生辉。
     童年时代,常见阿爸将灵位前的烟具取下,把旱烟叶装进烟袋锅里,尔后就从烟袋锅杆上的第一个竹节开始,轻轻地抚着烟袋锅杆上的一个又一个竹节,口里“生苦老病死生苦老病死生……”地反复念叨着,直至数到念到最后一个竹节为止。那年头,只觉得好奇,随便问了一声:“阿爸,您在念什么呀?”阿爸没有把我的问题当作问题,随口应一声:“跟你讲了也不懂。之后,便见他打开铜烟盒取下一小撮旱烟叶,用左手握着烟袋锅杆,右手拿着针状似的小铁锥儿往烟袋锅里钻个小孔,接着燃着一团火草,然后嘴里衔着烟袋锅杆的铜嘴儿,深深地吸了一口,悠然地让那清烟经过口腔经过呼吸道经过肺管然后再循环回复从鼻腔里喷出,像似腾云驾雾。那神态,简直赛过活神仙。当时我想,那形似波浪,中间凸起,两头有点弯曲的旱烟袋,竞有如此吸引力,且迷注老祖宗们个个如痴如醉,至今仍然代代相传。它之所以能够变成紫红色,大概就是那带有温度的轻烟无数次地穿过烟锅杆内部积蓄烟油而变得墨绿的缘故了。听阿爸说过,从烟斗里清出来的烟油,也叫烟筒屎,可作药用,既可治浓疮消肿,又可以治无名肿毒。这不,我那个一妹(瑶语:女儿),那年夏天头上长了个浓疮,就是涂了烟筒屎治好的。当时我还这样想,如果阿公的阿公一代代的老祖宗们从鼻腔中喷出的烟雾不扩散不消失,就那么袅袅地升上天空层层重叠起来,至少也能形成一方云彩。
     后来才知道,阿公制作的烟袋锅杆确实是有那么一些规矩讲究的。我仔细看,反复想,发现了阿公烟袋锅杆里的其中奥妙。你看,神奇的烟袋锅杆的节数按照“生苦老病死生”这6个字的循环次数来决定的。起节从“生”,终节也落“生”。这就是说最短的烟袋锅杆也少不了6个竹节。我家阿公的那根是27个竹节,这就说明“生苦老病死生”这6个字在烟袋锅杆上循环回复了5次。“生”始“生”落,始始落落都取一个“生”字,我想,这也许是老祖宗们受几千年来的宗教思想影响所致,“生”时奢望得到上苍天官赐福,神灵保佑;“死”时祈求阴魂显灵,入土为安。这也许是发自老祖宗人生的一种愿望与追求吧?!单就从这6个字排列顺序来看,它概括了人的一生。
    “生”是生育,生长,生命,生机,生活。“生”是开始,过程,希望,结果。“生”是一切生的极限。试想,古人伐木取火不是为了生活得更好,是什么?后人努力生产创造,发展先进生产力不是为了生活得更加美好,又是什么?老祖宗们连制作一根烟袋锅杆都忘不了这个“生”字,可见“生”的意义何等崇高,何等重要。作为子孙后代,我们都应该让“生”更有分量,更有神采,更富有妙趣横生。“人”,仅就是一撇一捺而已。可就是书法家也曾发出过“这‘人’字的确不容易写好”的感叹。
     人,从呱呱坠地开始,就意味着要吃苦,受冷是苦,挨饿是苦,求学是苦,谋业是苦,表现、伪装、竞争、投机钻营样样是苦。
人终归会老。老,就意味着死亡。人,是怕死的,因为死亡就意味着要失去以往,现在乃至将来。
     阿公的阿公,这些老祖宗们如此看重“生”,处处求“生”,连平平常常的烟袋锅杆也讲究“生”始“生”落。这“生”,在我看来,绝对不会是“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生”。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有的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他仍然活着。”这名言道出了“生”与“死”的意义。
     面对阿公留下的遗物,我仍然在思索着祖辈就已思索过“生苦老病死生苦老病死生……”这个问题。于是,便伸手取下阿公的烟袋锅及铜烟盒,把五叶神卷烟的海绵过滤嘴扔到地上,将烟丝撮成一小团塞入烟袋锅里,用汽体打火机点燃卷烟,像阿公过去那样“神仙”一回,可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没有烟袋锅杆长,口衔铜嘴儿手就点不着烟,手点着烟了,口又衔不着铜嘴儿。真扫兴!只好规规矩矩地将烟袋锅杆及铜烟盒依旧放归灵位前,默默地凝视着阿公的遗物,历史的遗物。我仿佛看到“生苦老病死生苦老病死生……”这些循环往复的字眼就在那烟袋锅杆上跳动,并且鲜活成一种无法磨灭的风景,一句励人奋进的格言。
 
二OO四年十二月十日写于连南千年古寨
 
 
【注】:
1、全文2100字;
2、本文已于2006年7月入选国家大型文学刊物《中华散文精粹》(第2卷P143-P144页),并获全国征文“优秀作品奖”。
 
 
 
 
第五篇:
【散文】
瑶 山 梦
张汉清
 
     粤北连南瑶族自治县县城向西南行进十一公里处有片大山,叫“万山朝王”。这里山连着山,山山似宝塔、座座入云端、奇态万千。更神奇的是,这一座座山都朝着一个方向耸立着,象是各路诸侯前来朝拜“盘古瑶王”似的,故人称“万山朝王也”。
在旧年月,这里很多瑶民一辈子都没下过山,交通无路,饮水肩挑,万丈翠屏成了无法跨越的障碍,贫困无情地生长着。山中岁月太苦了,逃离大山的念头年复一年地积淀,成了瑶民的痴梦。
     唐瑶山公老人的祖辈就生活在这片大山里。一岁一岁的,长大、成家、进入壮年,尝遍了大山压顶的深重苦难,瑶山公说不清对“万山朝王”是爱还是恨。瑶山梦,一做就是几十年。而那山,还是那么青绿挺拔健旺。
    有一年,中年瑶山公山间狩猎时用火药枪打了一只大鹰。一个大胆的念头从他那不安分的脑瓜中蹦出,再也无法抑制。瑶山公激动得连夜将一对大鹰翅膀切下,用筋竹子和黑粗布摆弄着,筹划着第二天的行动。
    第二天的天犹同瑶山公的心情一样晴朗,他觉得老天也在暗中相助。瑶山公不疯不傻,但那时的头脑一定是热的。这种热度或许只有他身旁看热闹的瑶民兄弟姐妹能够理解——瑶山公要飞了,就靠这对鹰翅膀!
经过一番仔细的勘察,他在山顶上选定了一处悬崖作为“起飞”基地。也许是微风吹来的百花山香,把瑶家兄弟姐妹们都熏醉了,竞没人怀疑这场飞行的可行性。瑶山公的双手握在扎成鹰翅膀状的支架上,心情兴奋而庄重。祖祖辈辈的梦想就要在自己的身上变成现实,豁出去了……
     飞行的结果可想而知,尽管没有“机毁人亡”,瑶山公却以两颗门牙、四颗牙齿和满身伤痕付出了梦的代价。兄弟姐妹没有人笑话他,只有人暗自抹泪。直到头发白了,腰背驼了,牙齿掉光了,瑶山公老人依然困惑着:为什么鹰飞得起,瑶人就飞不起呢?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瑶山公老人的后辈当上了镇长,历经千辛万苦把路修上了瑶山,长达11公里的环山公路,把瑶民的现实生活与往日梦里连通。“养在深闰人未识”的瑶山现已成为广东省清远市重要旅游景点之一,慕名而来的城里人、外国人日益俱增。公路也开通了瑶山人的思维,还是靠山吃山,他们开始变换“吃法”。停掉了前些年红火的砖场和采石场,封山育林,绿化荒山成为自觉行动。
    后辈瑶民建设者们还常常忆起敢做梦的瑶山公老人。但人们明白了起飞的路就在自己的脚下,瑶山已开始起飞。瑶民们再也离不开瑶山,因为那里正升腾着他们致富奔康的美梦。
2004年9月13日
【注】:
1、全文971个字,
2、本文在2004年度广东省清远市群众文艺作品评选中,荣获(曲艺类)“三等奖”;
3、本文己于2006年9月下旬在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北戴河培训中心《廉政东方》报上发表。
 
第六篇:
【小说】
阿贵进城打工记
张汉清
 
     一早起来,阿贵就站在那块贫脊的一亩三分地头上叹息:“单靠种地,不知到哪猴年马月,才能成家立业啊!”次日清晨,阿贵告别阿爸阿妈后,就卷着铺盖,搭乘快车,进城打工了。
      城里真大,车水马龙的,人好多,路好多,立交桥好多,楼好高,一切都让阿贵激动,都让阿贵生出看个究竟的念头。
阿贵边走边看,珠城的花花世界闹得他头昏脑涨,好不容易走到一扇大玻璃门前,他想,走进这道门,再顺着楼梯一级一级走上去,他就能爬到高楼上去,如果从楼顶上往下看,哇,不知道头晕不晕呢。
     门的左侧,竖着一块红底黄字的牌子,上面写着:衣冠不整,谢绝入内!阿贵想,我这身打盼,难道还衣冠不整吗?待他还没反应过来时,一个头戴大盖帽,穿着深灰色制服的保安员,很礼貌地为阿贵拉开门,脸带微笑:“先生,请问你是就餐还是住宿?”
阿贵探头探脑朝里走。
     保安员拉住他,仍微笑着问:“先生,你是就餐还是住宿?”
     阿贵问:“你在跟我说话?”初出茅芦的他,连保安员讲的粤语也听不懂。
     保安员说:“是的,先生”。
  “你认错人了,我叫阿贵,邓阿贵,不叫先生”。
     保安员的笑容猛地凝固,最后变成了一块冰。保安员说:“去去去,讨饭也不看什么地方,这是五星级大酒店”。
     阿贵断断续续念完了高中,他知道什么叫羞辱。当他含泪扭头走时,正好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人进来,保安员的脸又迅速融化成了一朵花。西服领带看也不看他,昂首走进大厅。
     阿贵开始找工作了。阿贵找工不在乎条件艰苦不艰苦,他的要求只有一条:工资尽可能高。阿哈,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当阿贵犯难时,一个包工头跑过来问他:“卖不卖命?”阿贵说:“我年轻,有的是力气,这时候不拼命挣钱,把老婆取回家,再过两年就晚了”。包工头说:“那好,你就跟着我创世界,出大力挣大钱吧”。
    俗话说:“顶得饿有餐饱,顶得苦有日好!”打工干粗活确实辛苦,50公斤的水泥阿贵要一包一包搬上车,然后用铁斗车推到工地,最后还要一包一包卸下来。又重又尘,一个月不到,阿贵的衣服就磨破了两身,肩上手上的血泡结了再破,破了再结。
     该领工资了,包工头说:“阿贵,有吃有住有喝的,你急什么?先在我这里存着,以后一块给你,保你娶个好老婆”。
     阿贵想想也是,便不再提拿工资的事了。
半年后,阿贵已不象原来的阿贵了,除了一双眼睛还光芒四射外,看起来他已与真的讨饭的没什么区别了。好在这时候工程也完工了,阿贵扳着手指算了算,如果按包工头说的,干一天给30元钱的话,那么这一下阿贵就将有5000元钱了。“5000元啊,我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多钱,又有多少西装领带买不来?”阿贵心里甜滋滋的。
     余兴没消,阿贵开始心慌了,怎么连续几天不见包工头的影子。
     终于,有民工抱头痛哭:“遭雷劈的死包工头带着钱跑了!”
     阿贵没有哭,朝他天天搬的水泥堆放处狠狠地撒了一泡尿,然后卷着铺盖走人。
     阿贵饿得两眼昏花时,终于再次找到了工作。包工头说:“这种活有一定危险性。”阿贵说:“死不了就行,工资高吗?你得立个字据,一月发一次工资”。
    包工头说:“用不了一个月,等工程完工我立马付钱”。
    阿贵说:“我干”。
    新工作是专门给一幢摩天大楼外装修。包工头说的没错,上去时虽然采取了一些安全措施,但仍具有不小的危险性。
    他们接的第一个活是给25层高的摩天大楼安装天蓝色玻璃和防盗网。预计工期28天。阿贵腰里系着安全带,一口气爬到了60多米高处焊接防盗网。他往下一看,人都变成了小蚂蚁。这时候阿贵看到了那家五星级酒店,他甚至还看到了站在门口的那个头戴大盖帽,穿深灰色制服的小蚂蚁,一想到那冷冰冰的脸,阿贵就狠不得一下子把防盗网焊完。
     明天就要完工了,阿贵的心情象那晴朗的天空一样明朗。一块干活的工友见他高兴,就逗他:“明天发了工资,你就可以去快活的地方潇洒走一回了。”
     阿贵就“哈哈”笑。
     突然,工友脸色大变,大喊:“阿贵,你的安全带……”。
     已经晚了,工友眼睁睁地看着阿贵成了一只鸟,从那60多米的高处飘落下去,他甚至看到阿贵落下去时脸上还带着幸福的笑。
     阿贵没有摔死,距地面第八层20米高的排山救了他的命,却没能救下他的一条腿。一个月后阿贵从医院出来时,他已经是一个瘸子。
     包工头说:“阿贵,因为你的事,我已经赔了好几万块钱,实在不能照顾你了”。
     阿贵就流泪了,乞求道:“大哥,你能借我一套西装和领带吗?”
     就在这一天,一个穿西装打领带走路一瘸一拐的年轻人——阿贵出现在一幢庄严、雄伟的办公大楼的玻璃门外。保安员拉开门,微笑着说:“我们这里是珠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请问你需要我们提供帮助吗?”阿贵说:“我是来打官司的”。话毕,昂首走进了接访大厅。
     三个月后,珠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摩天大楼承建单位赔付阿贵因工致残人民币13.8万元。
     阿贵接过那沉甸甸的判决书,感动得热泪盈眶……
     至此,阿贵进城打工记本应结束,但据最新消息透露,阿贵领了这笔款之后,回村办了个流动“瑶山书店”。阿贵说:“我要让瑶山娃读上更多的法律、科技书籍,不重踏我打工曲折路,以报答党和政府、珠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个瑶族农民工的关怀和支持!”
 
2005年8月16日写于连南
 
【注】:
1、全文2016个字,        
2、此文暂未发表。